我盡量語氣平靜,但內心的反感已經開始累積。
“哎呀,你這孩子,怎么跟大姑說這種話?”
大姑的聲音瞬間變了調,帶上了幾分委屈和指責,“我這不是擔心你嗎?
你一個農村孩子,哪懂這些大公司的事情!
聽大姑的,有什么事情,先問問我,別自己做主,到時候出了問題可別怪大姑沒提醒你!”
她仿佛已經把這筆“授權金”當成了我們整個家族的“共有財產”,而她,則是那個當然的管理者。
大姑的電話掛斷后,我氣得胸口發悶。
她總是這樣,習慣性地把自己的利益擺在首位,美其名曰“為你好”,實則想插手一切,從中漁利。
她甚至開始在親戚群里散布消息,聲稱“劉明有大財運了”,搞得人盡皆知。
我沒理會她,將注意力重新放回耐克公司的事情上。
兩天后,耐克公司派來了一支專業的團隊,包括法務和公關,直接飛到了我打工的城市。
這效率和陣仗,徹底打消了我心中的疑慮。
見面地點選在了酒店會議室,而不是像大姑所說,把我“騙”到什么地方。
他們態度非常專業和尊重,詳細解釋了合作的模式、授權的范圍和酬勞的具體構成。
年授權金,百萬起步,上不封頂,根據產品銷量還有額外提成。
并且,他們將為我的母親專門定制一個全球范圍的宣傳片,講述她親手縫制書包的故事,以此來推廣他們的品牌理念。
“劉先生,我們希望您的母親能成為我們品牌的摯友。”
耐克方面的負責人,一位名叫陳曦的華人高管,真誠地對我說,“她用最純粹的愛,詮釋了對孩子的期望和支持,這比任何華麗的廣告語都更有力量。”
我強忍著激動,一字一句地聽著,生怕漏掉任何細節。
這一切,都是因為那個被我嫌棄了多年的書包,那個母親親手縫制的“假耐克”。
就在我與耐克團隊進行深度溝通的時候,我的手機響個不停,全是大姑的電話。
我猶豫了一下,還是掛斷了。"}